焦点丨店口镇冲刺quot店口市q
随着部委红头文件送到两地官员办公桌前，诸暨市店口镇和温州市龙港镇走到了离“城市”最近的距离，而此时，前期一直作着不懈努力的绍兴市柯桥区钱清镇已在名单中消失，这意味着钱清镇在首轮“镇改市”试点争夺中已出局。
虽然钱清镇的政府组织架构已高配，但相比于店口与龙港镇，一个是浙江“资本市场第一大镇”，一个是浙江“农民造城第一大镇”，钱清镇仍有不小差距。
两个浙江省首轮小城市培育试点中的“明星镇”，要在省内争夺成为“镇改市”国家试点的唯一申报名额，不过，作为地级市管理权限的特大镇，其“镇改市”的运转起来依旧吃力，等待中央更大尺度的放权。
据悉，国家发改委等11个部委本月联合印发了《关于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，首次提出，合理增设城市建制，尤其是选择若干镇区人口10万以上的建制镇，开展新型设市模式。该文件要求，各省的试点申报名单需在8月31日前报送国家发改委，原则上每个省只能上报一个试点镇。
浙江第一批小城市培育试点镇有27个，分别是：萧山区瓜沥镇、余杭区塘栖镇、桐庐县分水镇、富阳市新登镇、象山县石浦镇、慈溪市周巷镇、奉化市溪口镇、余姚市泗门镇、苍南县龙港镇、瑞安市塘下镇、乐清市柳市镇、平阳县鳌江镇、吴兴区织里镇、德清县新市镇、桐乡市崇福镇、秀洲区王江泾镇、嘉善县姚庄镇、诸暨市店口镇、柯桥区钱清镇、东阳市横店镇、义乌市佛堂镇、江山市贺村镇、普陀区六横镇、温岭市泽国镇、玉环县楚门镇、临海市杜桥镇、缙云县壶镇镇。
第二批16个小城市培育试点镇名单，包括：丽水云和县县城、金华永康市古山镇、丽水景宁彝族自治县县城、衢州开化县城关镇、湖州南浔区练市镇、丽水庆元县县城、杭州建德市乾潭镇、嘉兴海宁市长安镇、温州文成县大峃镇、江北区慈城镇、台州路桥区金清镇、宁海县西店镇、定安区金塘镇、上虞区崧厦镇、泰顺县辖镇。
浙江真的会出现镇级市吗？
年12月24日，浙江小城市培育试点启动，该试点为期3年。历经三年的努力，首批入选的27个实力强、人口多、城区面积大的中心镇不断向城市靠拢，试点镇中的佼佼者或将把“镇政府”的牌子换成“市政府”，听上去顺理成章。
年5月8日，河南濮阳县西辛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宣布：西辛庄“村级市”挂牌成立。西辛庄成为中国首个村级市。这个村级市没有公务员，也没有行政机构。李连成说，挂牌村级市只是想让村民过上城里人一样的生活，虽然建市，他其实还是一位基层的支部书记。
年，湖北媒体用“呼之欲出”形容镇级市，宜昌市龙泉镇以及汉川市马口镇，被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列入“镇级市”改革试点。
其实，中国早在民国时期就有镇级市，广东当年提出，让发展到一定程度的镇扩权，提升为市，广东设有佛山、九江、海口、江门、梅菉、陈村、石龙、石歧8个市级镇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国内地“镇级市”的概念首次见诸媒体是年2月。时任温州市委书记邵占维在强镇党委书记座谈会上提出，要“把乐清市柳市镇、瑞安市塘下镇、永嘉县瓯北镇、平阳县鳌江镇、苍南县龙港镇这5个试点强镇建设成为镇级市”。全国两会期间，他又提出建设“镇级市”要下放权力、做好规划，按照中小城市的目标，规划、建设、管理。
浙江的尝试
“我们是市一级的高标准，县一级的任务量，镇一级的老体制。”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一名官员这样抱怨。
店口镇自年被列入全省27个小城市培育试点镇之一后，就被要求每年经济增长保持两位数，以69个行政编制管理全镇14万常住人口。试点首年，店口镇以县级诸暨市5%的面积、6%的人口，支撑起该市1/4的经济总量、1/6的财政收入。
这种付出与所得不相匹配的现象已经得到了浙江省的重视。浙江省发改委官员承认，改革开放以来，浙江省涌现了一大批人口多、规模大、经济实力强、设施功能全的“强镇”。但在传统乡镇行政管理体制下，它们始终处于“责任大、权力小、功能弱”的境地。
日前，浙江下发了《浙江省强镇扩权改革指导意见》，共计向省级中心镇，重点是小城市培育试点镇下放了77项经济管理事项、60项社会管理事项，包括有关企业（贸易）主体的备案登记权、鼓励和允许类企业投资项目备案权、建设工程管理权等，以及居民身份证、房产证、土地证等证照的办理权以及社会救助、民政优抚、农民个人建房审批权限等。
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浙江已实施了四轮“强县扩权”，但“省管县”体制在全国罕见地得到保留。
店口镇副镇长朱庭传说，诸暨市今年向店口镇下放项行政审批权限，店口镇也把上级放权整合进镇、村两级的行政（便民）服务中心，居民不用跑到30多公里开外的诸暨市区，在家门口就能办结审批事项。
店口镇党委副书记周欢说，诸暨市在店口镇设立了多达27个站（办、所），创设出一种叫“局编”的独特编制——基本工资由县级市局（办）里发，绩效奖金由乡镇发。强势的店口镇甚至把市局（办）里的中层正职官员在镇政府中作为普通中层官员使用，所负责的站（办、所）也仅作为镇政府十大办公室的下设科室。“镇上如果发现局里派驻的干部太嫩、太懒，干不好工作，可以把这个人赶回局里去。”该镇一名官员说。
据了解，首轮小城市培育试点三年行动计划以来，镇均获得下放的扩权事项项；镇均获得下放的综合执法权项。简政放权释放了市场活力——三年间，27个试点镇累计完成总投资.7亿元，年均增速比全省快11.8个百分点。
“镇改市”的阻力来自何方？
早在年，原国家体改委等11个部委就联合发文，要求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所在地的县（市）政府，在符合改革方向的前提下，赋予试点小城镇政府必要权限，但强镇扩权还是走了不少弯路，来回反复，上面一强调，市县两级就高调放权；上面一放松，权力又悄悄收权。
绍兴市副处级官员透露，年，该市的嵊州市长乐镇曾设立过地方金库，即建立独立核算的一级财政，但因与财税部门的相关规定不一致，最终被取消掉。即便是店口镇这样拥有6家上市公司的“浙江资本市场第一大镇”，在多年争取之下，也始终与财政独立核算、土地指标单列无缘。
不只是店口镇。年一个镇就创造了财政总收入18.8亿元，超过全国个县级市的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，也深陷无权之苦。
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解释说，镇改市的阻力在于，特大镇的上级政府很抵触前者独立出去。因为镇委书记到了县委书记的级别，上级县就管不着他了；另外，特大镇对所在县的财政收入贡献极大（有的甚至过半），一独立县里财源就少了一大块。
诸暨市发改局体制改革科科长毛晨阳说，涉及财政金融、人事组织的改革，地方是碰不得的，只能靠中央顶层设计。
国家“镇改市”的方案
据悉，国家发改委、中央编办等部门联合印发文件，提出了镇改市的两种方案：一种是选择若干镇区人口10万以上的建制镇，开展新型设市模式试点工作，而新设城市需履行法定程序报国务院审批。另一种是赋予吸纳人口多、经济实力强的镇与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管理权，这是在试点镇行政级别不提高的前提下，实施强镇扩权，建立“镇级市”。
按照文件中“镇区常住人口10万以上”的设市标准，国家发改委相关专家在今年初的一份调研报告中指出，在年，有56个县级市的镇（不含城关镇）达到这一标准。
然而，年以来，除新设立江西共青城市之外，国务院几乎不再新批准设立县级市（不设区的市）。尽管国务院此间先后同意新疆新设立县级五家渠市、图木舒克市、阿拉尔市、北屯市、阿拉山口市、铁门关市、双河市、霍尔果斯市，但这些新设市都局限在边境口岸地区。
乔润令解释说，中央政府是要严防强镇扩权中出现成倍的机构膨胀、人员超编。“镇改市”一定要坚持“小政府，大社会”，上下机构不强调对口，镇一级不需要配齐党委、人大、政府和政协的“四套班子”，有个人大、政协有个主席就不错了。
绍兴市副处级官员直言：“不管权力下放到哪一级，最终还是要由政府官员来管，根本上的办法，还是要在行政审批、机构设置上做减法，甚至做除法。”
据悉，龙港镇的机构设置模式已获得国家发改委专家的肯定，龙港镇政府内设行政机构数量基本保持在12个左右，而同等人口规模的县，行政机构的数量一般在50——70个。龙港还设立了11个综合性的事业单位，比如在行政执法方面，龙港城镇管理执法大队不仅仅是城管执法队伍，同时还吸纳了72项执法权限，对国土资源、环保、市政工程和公用事业、园林绿化等实行综合执法，避免了“多头监管”和“多层执法”。
乔润令认为，中央政府会对镇改市进行总量控制，所谓总量控制，就是机构编制、财政经费、土地指标的总量不允许新增，只能在一省之内自行调剂，“让省以下各级政府在资源分配上自行博弈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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